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疫情對很多行業造成了沖擊，而處于抗疫第一線的醫療行業首當其沖。在過去的兩個多月里，我們為醫護人員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喝彩，也見證了雷火神山和16座方艙醫院建設的“中國速度”。許多人都曾直接或間接參與了醫療資源的募集和捐贈。這次疫情也觸發了許多關于醫療體系未來投資建設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問題，例如：互聯網醫療是否將從此改變中國醫療生態？中國是否需要建設更多的醫院？社會辦醫發展何去何從？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無法詳細梳理各醫療細分行業之間的復雜關聯，也不能對所有問題進行回答。我們希望另辟蹊徑，聚焦與醫療行業相關的三個關鍵問題，把目光放到5年之后，與讀者共同“回顧”和探討新冠疫情對中國醫療行業發展趨勢的影響。

 

互聯網醫療是否曇花一現？

 

本次疫情間接推動了零售、教育等行業的數字化發展，互聯網醫療也不例外。短短兩個月間，互聯網診療流量顯著提升，據國內領先的互聯網診療平臺“平安好醫生”報道，疫情期間其新注冊用戶量增長近10倍。線下實體醫療機構也陸續開通了互聯網醫院，截至3月5日，上海批準的7家醫院已完成網上咨詢4.5萬人次、診療服務5100余人次。上海和武漢已試行新規，將參?；颊叩某Ｒ姴?、慢病“互聯網+”復診服務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那么，中國的互聯網醫療是否將就此駛入快車道？短期來看，其推動因素首先是用戶需求的改變：疫情期間普遍提升的健康意識，以及大眾對醫院內交叉感染的擔心，促使許多用戶試水遠程診療，也推動了各大醫院加速開通互聯網診療能力，而這批新增的用戶勢必有一部分將轉變為長期用戶。

 

“并非所有的診療都適合發展互聯網，許多需要線下的影像和檢驗提供醫學證據，這背后涉及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從線下到線上，除了技術問題，更大的挑戰是醫生和患者雙方長期診療習慣的改變，包括彼此之間如何重構信任關系，特別是在一個醫療資源稀缺的環境中，大醫院和醫生的動力來自哪里？”——馮唐，世紀康瑞聯席董事長

 

從5年之后回顧今天，互聯網醫療是否已經突破發展瓶頸？目前看來，許多監管框架和基礎能力在疫情前后并沒有根本性變化，例如醫生認證、線上處方監管、底層數據連通、配套影像和檢驗中心的建設、與公立醫院合作模式、醫保支付等問題依然存在。以醫保支付為例，雖然疫情期間武漢嘗試實施了線上診斷、處方外配、藥品配送及醫保支付，但試點范圍小、時間短，在某種程度上仍屬于疫情應急的“特事特辦”。目前看來，未來醫?；痖_放互聯網診療支付的范圍、節奏和力度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其實技術一直在發展，但為什么互聯網醫療充滿挑戰？關鍵還是醫保支付環節未打通。線上診療的監管能力有限，如何確保醫生操作的規范性，如何保障處方藥品的真實性和質量，如何評估治療效率和結果，這些挑戰都成為打通醫保支付的掣肘因素。支付未打通，患者依舊會因為不能線上報銷而難以改變診療習慣。”——吳文達，騰訊醫療副總裁

 

那么，互聯網醫療將有機會在哪些領域綻放光彩？我們相信，最終的成功要素在于能否以更低、更可控的成本提供更好的醫療質量和體驗。對于醫療資源較為薄弱的基層或者邊遠區域，以及一些慢病的復查和續方上，若能完善監管和支付機制，配合持續的能力建設，互聯網醫療將為線下醫療提供有力補充。5G、手術機器人等技術的成熟，也將為互聯網醫療應用范圍的拓展提供基礎支持。

 

“疫情讓患者體驗了線上輕問診的好處，短期內會促進互聯網醫療的發展。從長期發展來看，需要監管方大力配合甚至推動結構性的改變……不論是分級診療制度、還是縣域醫共體的建設，醫改強調的都是‘回歸基層’。因此，未來互聯網醫療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僅是輔助大醫院，更是將資源下沉到基層，輔助基層能力建設。線上診療將以確保線上及線下效果一致為前提，很可能將聚焦常見病及慢病的復診。”——高孟軒，平安智慧城市聯席總經理

 

醫療生態體系誰主沉浮?  

 

新冠疫情之后，對于醫療健康體系的重視很可能推動新一輪的投資建設與模式創新。武漢的醫療體系經歷了極端考驗，也蒙受了沉痛的損失，這一切都引人發問：在多年的醫院投資和擴張之后，中國是否需要建設更多的醫院和床位？另一方面，患病人群紛紛涌向大醫院，加劇了病毒傳染和醫療負擔，也在無形中暴露了醫防割裂、基層醫療能力薄弱的痛點。為了進一步完善醫療生態體系，顯然需要建設一個去中心化的、以人群健康為目標的分級診療體系。

 

展望醫療體系今后5年的演化，我們認為，本次疫情或將帶動“兩合一分”的變化：

 

信息系統整合

 

醫療機構數字化管理水平有望進一步提升。為了實現大數據分析對公共衛生風險的預警，基層醫療機構和醫院的信息系統需要在現有基礎上進行大幅度的整合和提升，并與公共衛生系統和衛健監管系統更深入地對接。

 

“本次疫情已經讓政府切實感受到了大數據精準管理的優勢，接下來類似的管理方式可能會向前端延伸，觸及基層和醫院，讓預警基于群體數據而非主觀判斷。”——吳文達，騰訊醫療副總裁

 

風險管理整合

 

在傳統醫療體系中，健康風險的管理是割裂的。健康管理、慢病管理、重癥診療、康復護理在體系中對應不同的服務機構，由于管理條線相對獨立，單獨服務機構缺乏能力與動力開展前置預防、整體管理，其結果必然是體系重“醫”輕“防”。那么，醫防融合如何破局？突破口也許首先來自支付。醫療體系應當從支付端整合風險，讓支付方為一個區域的群體健康風險負責，而不僅僅是管控單獨機構的健康花費。

 

“人群健康管理的本質是健康的風險管理，而這正是保險公司的專長。本次疫情也許會促成保險公司從支付方向健康管理方的轉變。類似美國的ACO或德國的Gesundes Kinzigtal，從人群的整體健康費用切入健康管理，動員從公衛、基層醫療、綜合醫院等多種服務提供方，從預防干預入手管理疾病，控制患病風險。”——邵曉軍博士，太平洋壽險首席醫療官 

 

在這個過程中，部分區域的醫保體系或可率先開展示范項目，采購保險公司等專業管理機構的服務，以賦能專業機構成為區域性的風險管理方，對接或直接管理區域中各級醫療機構形成的醫聯體。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改變“按服務收費”的簡單模式，由專業管理機構為區域健康風險和醫療質量負責，并配合相應的激勵機制，使之以更長遠的眼光看待風險，并分配足夠的資源開展健康管理。

 

健康服務去中心化

 

本次疫情中，醫療服務體系反映出的挑戰，并非整體醫療資源不足，中國的人均床位數已經接近或超過部分發達國家水平。更主要的矛盾是區域間的不均衡、急重癥救治能力不足和基層能力薄弱。能力建設才是當務之急。

 

“不同城市之間醫療救治能力差異很大。不能簡單地從戰時狀態來計算平時需求，而是要探索更好的“平戰轉換”機制，讓醫療資源在應急情況可以彈性轉換，比如方艙醫院的建設。泰康同濟（武漢）醫院在疫情中就用了幾天時間，改造新增了一批負壓病房，迅速投入抗疫前線……中國需要的是更優化的醫療服務體系，通過建設社區化、小型化、連鎖化和集約化的基層醫療機構，為群眾提供方便優質的服務。“——朱正宏，泰康拜博口腔CEO

 

隨著分級診療政策的逐步落實，一些輕癥與慢病的診療職責正逐步向基層醫療機構延伸（同步開展家庭醫生服務與基層能力建設），其他非急重癥的醫療功能（如門診、康復、護理）也將向醫療機構之外的場景延伸?；诰蛹液蜕鐓^的醫療與護理形態，例如家庭病床、上門護理將得到進一步發展。以家庭病床為例，據報道，上海在2018年新建家庭病床5萬余張，提供家庭衛生服務超過90萬人次；2019年底進一步出臺規定，擴大了家庭病房的服務范圍，現已涵蓋8個類別64項服務。

 

社會辦醫發展何去何從?

 

疫情期間，全國各地有4萬余名醫療志愿者馳援武漢，大多數來自公立醫院；在衛健委、人社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印發的《關于表彰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中，受表彰人員全部來自于公立醫療體系。與此同時，我們也從媒體上不時聽到這樣的質疑：中國是否還需要發展社會辦醫？疫情過后，社會辦醫的發展空間在哪里？

 

首先我們需要澄清一個事實：社會辦醫在本次抗疫中并未缺席。根據國家發改委3月2日發布的報道《行業協會商會在行動：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組織全行業投身疫情防控阻擊戰》，截止2月27日，共計593家非公立醫療機構參與了抗疫一線工作，累計派遣3860名醫務人員，其中966名到達武漢一線工作。疫情期間，全國許多城市的非公立醫療機構持續營業，為百姓的就醫選擇提供了及時補充。所以一方面，關于社會辦醫沒有意愿參與抗疫的觀點不攻自破；另一方面，社會辦醫相對于公立醫療的“補充”定位，決定了社會辦醫在急重癥救治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弱，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那么，社會辦醫未來將如何發展？對于社會辦醫的投資者和運營方而言，決定其發展的基本市場要素在疫情前后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些要素包括：客戶信任、醫療質量和支付機制。作為市場化醫療服務的提供方，社會辦醫的未來發展基礎在于：能否建立更高效的管理能力，更好地獲得客戶信任，提供差異化的客戶體驗。在此基礎之上，社會辦醫還需要選擇差異化的發展方向，持續提升醫療質量。

 

“大家都期待免費、方便、質量又高的醫療服務，能否同時滿足這三種需求？這個挑戰本身并不關乎公私醫院之分。試問，一個全部由公立醫院組成的體系能夠完美解決這個挑戰嗎？社會辦醫作為補充，恰好可以幫助解決一部分的挑戰……如果管理得當，社會辦醫完全可以在某些?？粕细旄玫倪\用新技術，通過創新藥械、創新治療形成差異化特色。”——馮唐，世紀康瑞聯席董事長

 

我們期待5年之后，社會辦醫的相關發展要素能夠進一步得到保障和完善：

 

支付機制：根據銀保監會預計，我國商業健康險的總體市場規模在今后5年內將增長3-4倍，成為醫保體系的有力補充。DRG改革近兩年已經在全國數十個城市展開試點，再經過幾年完善，將會進一步提高醫院的效率。在這一支付制度下，一部分運營高效、醫療質量有競爭力的社會辦醫將會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

 

醫療質量：過去幾年醫生集團的涌現、公立醫院去編制化等趨勢，都局部緩解了社會辦醫領域醫生資源緊缺的問題。但醫生資源的盤活，最終需要支付方針對醫生的工作效率、工作質量建立一套相對獨立的評估和支付機制，這或許會在中國的基層醫療改革中率先得到探索。

 

所謂“不破不立”，何妨“且戰且行”。新冠疫情能否成為中國醫療行業克服發展瓶頸的一大契機？讓我們拭目以待。